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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保护与城市兴衰

来源:思想库报告2015年05月07日 15:17 (编辑:新影)

 


 Stephen Walters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城市研究的经验做了总结,指出打造成功城市的关键在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否则就不要干涉公民的生活——“史实清楚地表明,只有当城市懂得通过保护资本收益来鼓励资本以多种方式形成时,城市才能发展壮大起来。同样地,让城市衰败的愿意亦是同理:当政府不再保护公民财产权时,城市就会衰败”。

  当公民和资本在某个城市受到不良对待时,他们会对那个城市避而不及。通过多个实例,Walters展示了政客(通常一心谋求一己私欲)将城市由荣转衰的各种方式。

  对于城市的长久发展来说,最普遍的威胁当属税收再分配政策。商人和专业人士手中积累的财富总会成为一些政治家严重的觊觎之物,因为这些政治家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征收高额财产税来获取更多的群众支持。有钱人别无他选,只能乖乖交税,增加的税收可以用于多种项目和工程,为大多数选举者所青睐,同时,这些项目也可以为重要的利益团体赢得青睐。

  波士顿和旧金山

  美国历届政府高官中将税收再分配政策实施地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波士顿市长Michael Curley,此人曾于1914至1950年间四届当选市长(期间,他曾在国会、官邸、监狱呆过)。群众敬仰这位“人民公仆”,因为他始终坚持让富人多缴税,但鲜少有人能看到这种再分配政策对波士顿潜移默化的副作用:高额税收会抑制新的投资,甚至也无法维持现有的资本存量。于是,城市人口逐渐减少,收入中位数也逐渐下降。Curley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却将波士顿陷入每况愈下的万劫不复之中。

  波士顿城市的恶化情况,直到1980年马萨诸塞州颁发了新的财产税收限制措施才得以缓解(在马萨诸塞州,1980年举行全民公决,征得59%选民的同意,通过州宪法第二条第一款修正案,限制各市、镇财产税不超过应税房地产评估值的2.5%)。当时,这个修正案遭到了市级和州级高层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对税收加以限制会让波士顿“寅吃卯粮”。但事实是,情况恰好相反,2.5%的税收限制反而为波士顿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雄心勃勃的商人与投资者纷至沓来。

  Walters强调说,波士顿之所以复苏,并非因为政治家们解决了被冠以城市溃败帽子的常见问题,比如:种族主义、恶劣的教育情况、犯罪频发等。波士顿复苏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项税收限制措施,让这个城市不再受制于高税收的桎梏中。

  唯有波士顿有类似的情况吗?当然不是。同样的情况在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发生,比如旧金山,当时“激进”的政治家们效仿波士顿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得到了相同的效果,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旧金山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当时一些激进的工会一直为高薪水而抗争,而一些政府官员也一直坚持高额税收。1978年,加州采用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之后,加州各城市迎来了资金的迅速回流。Walters写道,“第13号修正案增加了投资的回流,保护投资者不会受到重大损失。”波士顿也好,旧金山也罢,它们的经济复苏与城市衰败假定原因的解决方案之间并无瓜葛。

  巴尔的摩与底特律

  巴尔的摩是相反的例证,这座城市历史上从未出现减税。几十年来,这座城市的领导一直力图通过大型的政府主导工程来恢复城市经济,但这些“投资”全都无疾而终。

  Walters提到了查尔斯中心的例子:“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竣工以来,媒体的报道多为阿谀奉承,意见领袖们也在颂扬这33英亩项目的决策者的良苦用心、高瞻远瞩、艺术见地和政治敏锐度。”几十年来,虽然政府官员不停地在相似的‘复兴’项目中投入资金,但鲜有人注意到查尔斯中心的兴建是彻头彻尾的败笔。

  由于巴尔的摩这个城市高额的税收和政府主导的思维,大多数地方都日渐衰败。政府官员不但没有鼓励可以促进就业和增进繁荣的小额资本投资,反而试图将政府投资作为催化剂。巴尔的摩的失败极大地佐证了Walters的主要观点:当城市自然地由下往上发展时,城市欣欣向荣,而当政府主导一切,从上而下政治性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城市就会呈现颓废衰败。税收再分配政策并非阻碍城市繁荣发展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接纳工会运动,因为工会运动目光短浅,阻碍了私人资本在城市的投资,会渐渐危害到每一个公民。

  底特律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曾是汽车产业的中流砥柱。底特律在1900至1950年间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全国第四大城市,家庭收入中位数也仅次于芝加哥。当时,底特律可谓名符其实的新兴城市,高额的工资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因此吸引着所有种族的人前来谋生。虽然底特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工会在全城工人中所占比重不到10%,而那时的工会,与其他自愿成立的组织在法律上并无二致——这与当时盛传的工会创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说法背道而驰。

  随着1935年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的颁布(与1937年高级法院的法案背道而驰),情况发生了改变。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迅速团结力量,于1937年在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成立了工会,1941年在福特也成立了工会。当时,工会似乎成为工人们争取高额薪资的轻松办法,因此很快传播开来。

  工会与政治家之间结盟的长期效果与高额税收十分相似。一旦投资收益被大幅侵蚀,投资者便不再投入资金。1947至1958年间,底特律的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40%,整个城市经济发展呈现一盘散沙的颓废状态,而且自那之后,再无好转。事实上,工会只能在短期内对资本收益进行剥削,资本很快就会逃离至工会势力比较弱的城市。

  信号作用

  Walters也在书中分析了工作权利法(right-to-work laws)的效果,他认为,这些法律对投资者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采用这些法律的地方投资环境较好。对于那些被工会损害了投资吸引力的城市而言,通过工作权利法就是在发出吸引投资的信号。

  事实上,工作权利法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它们不能禁止工会化的现象,只能允许工人们拒绝支付由此产生的会费。这不能为各公司节省成本,也只会消耗工会的一些小钱。但是,工作权利的相关法律却表明公共政策并非由税收再分配政策者来主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提到信号,各城市能发出的一个不良信号是,它们愿意使用土地征用权来取得一些家庭和小型企业的土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大公司。Walters写道,在土地征用权与私有不动产之间存在了一场“百年战争”,而私有不动产始终节节败退,这样的一个后果是私人不动产拥有者不会增加投资。此外,以土地征用权为基础的发展很可能会导致资本错配,因为它们会扭曲要素价格,以决策者偏好去取代市场偏好。

  各城市另一种自毁前途的做法是选择“绿色”利益。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实行的“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规划,可成为最好的例证:这个规划认为为自然预留空间极其重要,因此城市增长必须受到限制。其诸多后果可能会让环境学家满心欢喜,但低薪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将一去不复返。

  总之,抱有传统观点的“激进”城市理论学家认为,阻碍城市发展进步的问题只能通过政府大规模投入资金和专家规划来解决,但Walters的这本书却明确指出让城市繁荣的出路:保护市民的财产权,然后让市场根据规律自行发展。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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