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调整收入分配，缓解人口对消费的抑制效应

文/蔡昉    编辑/石东

编者按：

中国要在人口即将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202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难吗？

2021年12月29日，在“请回答2022·2021腾讯风云演讲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发表了题为《读懂未来经济 破局人口之困》的演讲。蔡昉表示，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和加剧，经济增长制约越来越转到了需求侧。只要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改革获得改革红利，真金白银地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就可以超额完成任务。但是要加强需求侧的管理，化解人口变化趋势的影响，调整收入分配，促进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

以下为正文。（原子智库根据现场实录整理）

读懂未来中国经济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收获了良好的开局，总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已经回归到了常态轨道上。

之前的2020年，在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中国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实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2021年一方面要回归正常增长，一方面要弥补2020年的亏空，我们预计，2021年可以实现8%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把2020年相对低的增长速度和2021年的恢复性的经济增长速度做一个平均，大概2020年-2021年平均可以实现5.3%的增长速度，再平均一下，2020年-2023年预计可以平均实现5.3%的经济增长速度。

上图蓝色线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回归潜能就意味着回归到了常态的轨道上，意味着实现了潜在增长能力。

实现潜在增长能力意味着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在于它的生产要素供给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就是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因素决定了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没有需求侧冲击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

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按照人均GDP计算，预计在2025年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就是说人均GDP要跨过12535美元这个门槛。

从预测图来看，中国是可以实现的。再进一步，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相当于达到人均23000美元，根据整个增长能力，也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

在图上有一个蓝色的中位预测，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不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也可以做一个预测，如果深化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可以带来改革红利，改革红利的含义就是可以真金白银地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如果按照有改革红利的情况下，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在2025年还是2035年，中国都可以超额完成跨越相应门槛标准的任务，这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

但是，潜在增长能力能不能充分实现，还在于需求侧能不能保障，而需求侧要受到人口变化趋势的影响

人口之困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会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到达顶点后进入负增长。这个转折点中国在2010年已经发生了，在这之后劳动年龄人口都是负增长，确实带来了供给侧的冲击，经济增长趋于减速。这是正常的，即使减速的经济增长，也可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但是，还有第二个人口转折点。联合国定期对各国人口进行预测，得到的数据也都是各个国家官方提供的数据，我们这次选择联合国的低位预测，因为它低位预测的依据，比如总和生育率比较接近于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1.3，更接近于现实。总和生育率就是一个母亲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它决定了人口未来的增长。

从这个预测来看，大约在2025年中国的总人口会到达峰值，在这之后就进入到了负增长。这样的人口变化趋势意味着中国可能会从需求侧遭遇到冲击，影响潜在增长能力的实现，特别是需求侧中的居民消费需求将会减弱。

人口如何影响居民消费？一般来说有三种效应：第一种效应是人口总量效应，也就是说人本身就是消费者，人终生都在消费，因此人口增长消费增长，人口停滞消费停滞。如果其他量不变的话，人口负增长，消费也就会回缩。

第二种效应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效应。一般规律是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会随着年龄的提高而减弱。特别是我们这个发展阶段上，老年人退休以后没有了劳动收入，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保障水平也不尽一致，因此很多人的消费能力都会下降。如果他还有消费的后顾之忧，消费倾向也会减弱。因此年龄结构和老龄化会影响消费持续增长。

第三个效应是收入分配效应，一般来说如果收入差距太大的话，富裕人口得到更大的收入份额，但是他们可消费的空间有限，储蓄率就比较高；贫穷人口想满足一定的消费需求，但是消费能力不足。因此收入差距太大也会导致消费萎缩。

目前，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在提高。但是，如果用人均消费水平乘以新增人口，那个总消费是趋于增长减慢，人口影响消费的这种效应也就显现出来。

一般来说，人口总量、人口的年龄结构都是不可逆转的，至少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逆，人口总量一旦开始减少，就会持续减少下去，年龄结构老龄化，也就会持续老龄化下去。但是，可以改变的是第三种效应，就是收入分配，而且从收入分配的调整入手，也可以缓解三种人口对消费抑制的效应。

一般大家都认可0.4这个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一般取值在0-1之间，数值越靠近1收入差距越大。一个好的分配结构应该在0.4以下，也应该是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个必然要求。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水平为0.465，希望在2025年“十四五”完成的时候，能够降到0.4%，或者至少在2035年之前能够降到0.4%或者以下。

因此，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以把收入分配效应抑制住，才能够缓解需求下降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党中央重提“共同富裕”，并且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领域部署了相应的改善收入分配的任务。

如何破局

在初次分配领域，核心还是提高居民的收入份额。居民收入份额也就是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社会总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社会总可支配收入在居民、政府、企业三者之间进行分配，居民占的比重高和低决定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大和小。过去这些年，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恢复和提高，但是仍然偏低。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通过居民的消费率来反映消费能力，即居民消费总额占GDP总额的比重。过去这些年中国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但仍然偏低，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接近70%，还有巨大的差距。

因此，关键是要保持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提高就业数量和质量，增加劳动报酬，消除要素流动和社会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达到扩大消费的效果。

从再分配的角度，应该运用社会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以及缩小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距。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国家）有一个经验，当初次分配结果出来之后，其实它的基尼系数一般都不低，大概都在0.4以上，甚至0.5以上，但是它的数据绝大多数都在0.4以下，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再分配，也就是通过税收，通过转移支付，把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了调整。使基尼系数下降，平均下降了35%。

除此之外，再分配政策还可以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可以从各个其他方面缩小收入差距。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中越高，基尼系数越小，那么两者之间是呈现了负相关关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可以看作是社会公共支出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从幼有所育，一直到老有所养，整个七个领域满足了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责任体系，也是再分配的一个领域。

最后再看一看第三次分配领域，很多企业表示要参与第三次分配，从盈利中拿出一个特定的百分点作为社会慈善捐款，这是对的。但是，我认为第三次分配不仅仅是企业利润的一个百分点，更多应表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用它来缓解整个社会的一些压力。

举一个例子，如果青年人遭遇到就业的一些困难，有很多压力，生孩子的意愿也不够强，那么解决他们的问题，既是国家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所要做的，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看到，青年人在工作、生活、生育养育教育孩子，三者之间时间上高度重合。在15岁-49岁期间整个生育期，尤其是20-34岁之间旺盛生育期，青年人的职业生涯和收入水平都没有达到高点，一直处在攀升的曲线过程中，同时他的家务劳动负担却也在不断攀升。这表明就业和“三育”之间存在矛盾，这些矛盾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来解决。而企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企业目标是什么，是以所有者为唯一的目标，还是面向员工、面向社会、面向社区、面向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整个地球，两者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科技向善也要把企业员工关注的问题纳入到企业的目标之中、生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