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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需要建设外来人口友好型城市

来源:澎湃市政厅 发布时间:2022-05-30 点击次数:42572

上海经历了一波疫情冲击。城市暴露出许多问题。着眼于未来,我们必须将当下变成化危为机的重要时刻。

5月下旬,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分析了当前的局面,并提出对居民直接发放现金或消费券等补贴的办法。而从根本上而言,他认为,需要建设外来人口友好型城市,眼下正好是一个最佳的契机,正能向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迈进。以下文章即根据陆铭的访谈整理,经本人审订。

“知耻而后勇,就是不要去回避问题。”借助陆铭教授的倡议,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也希望,连接更多有心人,进行思考与实践。如果可以,请您站在自身专业立场上,想想这座城市中存在哪些问题,以及还可以为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人群,做一点什么。

当前局面

短期逻辑跟长期逻辑,既不一样也有关联。先说当前的经济情况。最近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8.2%、5.3%。数字异常高,上升速度也很快。

从我关注的两个行业看,一是制造业,我们跟一家互联网用工平台合作,得到制造业灵活用工市场的大数据。4月数据刚出来。总的来讲,制造业工资水平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降,但招工数量急剧萎缩。另一个我关心的代表性行业,是服务业。尤其家政服务业,是最典型的、需要人和人见面的工作,今年3月之前还在慢慢恢复,4-5月基本业务归零。这不意外,我们日常也能感觉到。

长期来看,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经历所谓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具体来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率有下滑趋势,也就是说,经济体量越大,想要提高同样的百分比,会越来越难。从生产要素的积累角度讲,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客观上在经历调整。人口红利、投资以及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曾经经历过大幅扩张。人口红利方面,2011年前后,已出现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投资目前到了平台期;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主要靠土地扩张推动,但这波土地扩张现在也没有动能了。

经济总量增长乏力,还有把“钱、人、地”分配在哪儿的问题。我提出的视角是要提高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生产要素放在投资回报低的地方,就没有增长;放在投资回报高的地方,就会有增长。当下,有人来的地方土地供应不足,人口负增长的地方曾经造了不少房子和产业园。我们的行政力量,曾经一度是引导着私人资本加公共资本,往相对回报低的地方去。

当然,不是说向欠发达地区投资不对。问题是,要讨论钱花在欠发达地区的什么地方,是造工业园、造多少,还是提供公共服务。我们支持投资给医疗、教育。但如果要去造房子、造工业园,就需要与当地的产业规模相适应,一旦没需求,工业园、住房、基础设施这些不动产就会全部浪费。当下,显然花钱的地方和部门同时出了问题。

而资源的空间错配又带来投资效率下滑。尤其是,去年对一些市场进行规范和管制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灵活性和基层实际执行的柔性。

我们的体制特别适合干单目标的事。只看这一个目标,它特别有效。就像打仗,唯一目标是把敌人消灭;而且还要全国配合,不能这里消灭了,别的地方没消灭,敌人全跑那边去了。但如果有两个目标,比如说,现在要环境也要经济,要防疫也要经济,那么怎么办?目标之间要做到平衡是困难的。

这种情况下,应该有地方的灵活性。也就是,你给我一个大目标,我可以根据地方特点调整。不能全国一刀切。以去年为例,对一些有真实需求基础的行业,不管教培还是房地产,一刀切再层层加码式地打压,就会导致萎缩。去年10-11月份之后,实际开始有了一些调整。但很多情况是,调整了以后,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因为大家预期坏掉了。这是第一。

第二是没钱。比如房地产领域。现在全国各地土地流拍,说明民营部门对未来投资缺乏信心。再加上疫情冲击,是真没钱了。

发钱的第一种办法:平均发

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政策是发钱。发钱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平均发。比如对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每人一两千块,哪怕象征性发,至少能提振信心,安慰人心。

发得多一点,就能产生实际作用。比如促进消费。对低收入者的救助,是能起实际作用的。甚至,不一定直接发现金,可以发消费券,收到消费券的商家,可以抵税或兑现,甚至可以到明年兑现,到时给利率3%。总之,有很多办法。

这次上海疫情冲击,相对来说,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因为高收入者很多还能居家办公,还有储蓄。受冲击更大的低收入者,所从事的很多是服务业工作,收入直接归零。其中很多是外来人口,这部分人是租房子的,还要付房租。现在上海50%的劳动力人口是外地人。这个时候,恰恰应该考虑,如何对这些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好一点,能够把他们留下来。

我提出的纾困办法,就是要发钱,也可以以工代赈。现在这个情况,服务业恢复不会那么快,尤其是家政。因为家政要入户。我跟踪的家政平台叫“悦管家”。他们说,当时武汉疫情,没有直接冲击到上海,家政服务业恢复到正常,花了三个月。因为人们担心万一人员流动造成新的病毒传播,家政服务需求会减少。以此推测,上海这次至少要三五个月才能恢复家政行业。这段时间,跟什么能对冲?现在建15分钟核酸圈,有大量工作岗位出来。这些与疫情防控有关的事,目前依托小区志愿者。现在人封在小区,可以做志愿者。接下来复工复产,要工作的居民怎么去做志愿者?正好应该利用受冲击较大的行业中的人力,充实到这个队伍里,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以工代赈,钱就发下去。

这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好的机会。原来城市担心人来得太多,现在应该担心人不来甚至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无非就是户籍放多快,即每年给多少名额进来,以及怎么对待低教育程度的人。现在,两个问题可以同时解决。我讲过这个数据,一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中,有一半在本地生活超过5年,只有20%超过10年。这卡在很多人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上。当下正好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而且还可以做一件事:如果这次参加防疫,包括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做志愿者,可以加分。那么,几个问题不是同时解决了吗?这些都是有办法的。

围绕着平均的发钱,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是特殊对待的发钱。

发钱的第二种办法:特殊对待

现在这波对经济的冲击,在企业端,已不是减税减费、缓缴社保、减租金能有效缓解的。那些措施建立在能够正常复产得基础上。很多企业都亏损了,马上要死了,开工不赚钱,让我开工,我开什么工。作用是要打折的。

金融政策也建立在预期基础上。贷款是有利息的,就算没利息,还是要还本钱的。企业都活不下去,还会想借钱吗?

非常时期还是要考虑发钱。可以按税收记录发。交税越多,就把去年的税收按一定比例返还,比如说,以两个月冲击计,返还20%。如果原来没交税,那就发一点托底。如果政府缺钱,也可以发债。总要有个办法。这样一来,就能起到稳市场主体的作用。、

我们现在讲,要促进就业。实际上,企业得有招工需求。如果企业都不行了,没有用工需求了,那保就业就实现不了了。

刚才讲的是,跟税收对应的发钱方式。我再讲下一条,重大工程。

重大工程的关键问题是,钱往哪花、谁来花。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把县城分了五类,其一是大城市周围的县城加快发展——不要以为去发展县城是到处去搞房地产。钱花在哪儿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

第二,谁来花更重要。今天重大工程搞不好又变成国有企业为主。危机冲击之下,遭受重创的都是民营部门,尤其民营中小企业,又尤其是服务业。越是小企业,越是服务业,经营范围越在当地。越是大企业,越能通盘抵御风险,全国各地有分支,在这边赚的钱,从那边补一补,钱就过来了。而服务业企业通常小型化。甚至是本地化的,比如,就在上海开个餐馆,身家性命都在这里,一冲击就没了。

先不讲重大工程。我讲一个现象。就讲复工复产。上海复工复产,先复的是大企业,还有国有企业。要先保这些产业链和税,不能说这是错的。但举个具体的例子,商超为什么先复国有的?作为一个老百姓,我最关心的就是家门口的便利店为什么迟迟不开,为什么出现了很多市场领先企业没有保供资格的情况?

如果这件事不理顺,此时提出全面复工复产,那很有可能,包括接下来的复工复产,以及中长期的重大项目,都是国有企业做,民营企业是分不到的。

现在一些朋友讲,货币政策没有用,要财政政策。这话我认为也是对的。前面讲到,金融是有预期的问题。另外,货币政策虽然相对去身份,但实际上我们的金融相对偏爱国有企业。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连带的乘数效应,应该能一波一波不断惠及到几乎所有企业。

但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从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也能看到,增加财政政策时,能不能像理论预期那样,一波一波最后到达中小民营企业,真不一定。

望向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

中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逆转。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讲,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只要是有利于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事情,我们都愿意积极去做,而且要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这也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5月18日晚,庆祝中国国际贸促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致辞里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第一是知识产权保护,背后是服务贸易。当前全球贸易仍以制造业为主,但服务贸易比重在上升。在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格局里,发达国家制造业是贸易赤字,服务业是贸易盈余的。下一阶段,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针对服务贸易的规则制定,一定是越来越清楚规范的。中国现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也越来越强大,个别领域甚至站到世界前沿。拥抱服务贸易比重越来越高的新的国际经贸秩序,对中国长期发展也有利。其核心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第二个更高的标准,是所有制中性。国内前几年就提所有制中性。加入CPTPP后,对国家干预性的政策,特别是带有所有制歧视的国家干预政策,肯定要有更高标准。这就倒逼我们改变一些传统做法,尤其是地方政府层面的。

我们要放眼未来。一定要意识到,当前很多做法,跟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要达到的标准,是存在距离的。

再继续讲上海。上海不会因这次疫情,就不再承担国家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的角色。我们仍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疫情期间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恰恰表明,我们做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不是说连排头兵的责任也不要了。

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要充分看到自身在全球格局和亚太格局里面的地理位置。上海是国内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同时是亚太沿海城市带的中间点。从日本到韩国,再到中国东南沿海,一直延伸到新加坡,这一带的城市带,是亚洲最活跃的地方。上海的位置正好在中间点,跟国内长江入海口配合起来。

国际经济的格局中,总部经济非常重要。在上海设国际总部或亚太总部,对内对外都十分便利,可以乘坐国际航空,在整个亚太城市圈,实现一天往返。针对这一竞争力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说,在全亚洲、全中国,上海条件最好。尤其在当下疫情冲击如此严重,很多人可能短暂离开上海的背景下,我觉得,这是重振对上海的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条。

这标志着上海在下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位置,意味着,在整个中国的深化对外开放当中,这座城市要起到引领作用。今后还要继续打造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升级版。反过来,如果上海不重新振作起来,不承担起未来自身发展好、引领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职责,真对不起老天爷给我们的条件。

要建设外来人口友好城市

这个时候,恰恰是以相关举措去突破,推进更高标准的改革开放,放开原先有点束手束脚的地方,汇集生产要素,形成共识的最好机会。

当下,上海的国际中心城市地位受到冲击。更加需要建设一个外来人口友好城市。外来人口,一部分是外地人,一部分是外国人。这部分人,第一城市需要,第二流动性强,随时可以走。要想怎么增加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融入这个社会。

很多时候说,上海是个商业城市,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当疫情开始时,我们就发现,这理解是有偏差的。上海是个大政府、中市场、小社会的城市。市场所谓的好,是经济发达和开放的表现,但这个市场是政府严格管着的。常态下,感觉这还蛮有序,管得蛮好的。一到非常态,由政府体系取代市场。就像物资保供,换了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没有国有企业保供,不得不让民营部门和市场继续工作。武汉当时那样封城,店家也没封。

再来看社会。社会组织在民政部、共青团等系统下。而居民需要的是社区化的服务和个性化的服务。社区化的服务指最后100米,个性化的服务是小众的。我经常举的例子是宠物,这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养宠物恰恰是人突破温饱局限而后产生的需求,还有很多人之所以养宠物是因为他们是独居的。另外,国际化大都市还有很多外国人。收入提高使得自身需求多元化,以及城市人群的多元化,两个力量加起来就产生多元化需求。

逻辑上讲,我们行政管理体系的优势,是标准化、从上而下。劣势在于,没法满足人的收入水平提高和人群的多样化所导致的多元的、小众的需求。而上海只有社区管理,严格说来,网格化管理,是自上而下提供标准化服务的。无法回应前面提到的多元需求。
        我们小区就出了一个问题。两个老人原本住在一起,一个老人生病住院了,另一个老人卧床不起,没人照顾。社区也无力去管此事。

过去在常态下,这些事情都能解决。但在非常态下,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我们缺社区最后100米的互助和志愿者。有人说,要给志愿者建立法律体系,要保护志愿者。这些都要做,但一个根本问题是,谁来做志愿者?疫情期间,大家都封在家里,接下来复工复产,大量劳动力马上就要上班了,怎么做志愿者,怎么满足常态化的应急队伍建设?

上海的劳动力,50%以上是外地人,生活服务行业几乎全是外地人。这些服务行业,能深入社区最后100米的,有两种最典型,一是外卖,二是家政。恰恰这一部分人,是随时可以离开的。

我已经把矛盾点得非常清楚了。一方面,要呼唤外来人口、外国人的自组织。由于收入提高和国际化带来的人的需求的多样化,相应的服务一定是多样化伴随着小众化的。就以宠物为例。理想当中应该做到什么?如果真的家里主人走了,家里的狗,自己小区或是隔壁小区,有人帮助照看,关于宠物的自组织就能搞定。最近,我还注意到,上海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给宠物建方舱了。这是好事。

再比如老人,如果老人平常有互助,老两口中一个老人去医院看病了,邻居能来照顾另一个老人。那这样的话,谁来做?我认为,恰恰要增强从事和社区相关的服务业的外来人口的定居和稳定就业。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融入感提高了,才能够接受专业培训。

还有,现在城市要建防灾体系。防灾体系的队伍要常态化。有点像民兵,平常养着,遇到十年二十年一遇的重大灾害,队伍要能用得上。不是现在疫情来了,临时组织几个人就去做事。从技术、法律到人文关怀,这支队伍都要有基本的素养。而且,这个人要稳定在这里待着,才能提供培训。不能是今天培训,明天回老家了。

这批队伍在哪里?大城市是陌生人社会,邻居平常有距离——当然,疫情期间,这有很大改观——但前面讲的外卖、家政,是真正深入社区的,他们知道怎么跟居民打交道,也更为年轻,有很多二三十岁的人,最有能力充实到应急防灾体系的队伍里,但当下,恐怕恰恰他们因为流动性强,不在城市这套体系的视野范围内。

要解决上面这些问题,实际是要构建一个体系,建设对外来人口友好的城市。借着这个机会,要全方位在制度上推进。

从短期讲,要解决的是救助。比如,外卖员这个群体,有段时间外卖员自己都吃不饱。因为那些保供单位不卖东西给他们。近段时间,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另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是家政服务员,很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家政服务不是刚需,又需要面对面交流,家政服务员收入直接归零。这种救助实际也可以通过企业做。上海有些家政是企业化的,可以定向为企业纾困,并通过企业为相关员工提供救助。

纾困有两种办法。前面已经提到,第一种叫以工代赈,比如,找一些新的需求,消杀、物资供应,或者核酸检测点服务。第二种就是直接救助,这种企业都有网络,有店长的,把钱直接发掉,哪怕发1000块,也至少能温暖人心。要看到,疫情期间,他们只要配合了防疫,在家不出门,就做了巨大牺牲,应该得到安慰。

接下来,是逐渐复工复产。现在市民有各种需求,居委会不放人出门。这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全市应该有一个能出门工作的制度出来。比如说,商场大楼可以开了,但员工出不了小区,也是白开的。到底什么样的规定能保障人能出得去,如今没有统一说法。平常的情况下,居委会对小区负责是好的;但在小区严格封控的情况下,让居委会决定是不是解封,就会加码做,不会轻易让人出去。

倡议:一起思考和建设

我倒是觉得,以媒体为单位,可以发一个号召。我们一起想一想,这个城市有些什么盲点可以改进。各行各业都可以做。用什么样的形式,是开会还是笔谈,都可以考虑,想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显然,这一次的疫情,对大家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各行各业不一样。我这种搞社会科学的,可能在某些点上写点短文,比如,针对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加强人文关怀和城市融入。搞文艺的朋友可以做其他事。企业又可以做些一般人做不到的事。

知耻而后勇,就是不要去回避问题。不管怎么样,它是你的问题了,是上海的问题。比如,要进一步加强法治,看在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执法、施政的人员本身有没有法制底线思维。要让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疫情期间,在一些视频里看到,大学化学老师、律师出来了,说这样做不对。反过来讲,上海有好的地方,就是还有这些专业人士,在争这件事情。

这次的疫情,也是暴露上海各方面短板的一个机会。一些平常没意识到的问题暴露出来,我们就去改进它。大家可以一起来想,短板到底怎么补。补短板是全方位的。弄得好的话,真可以化危为机。我们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

我觉得,上海要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和责任,以及需要进一步去承担这个责任的勇气。我觉得不能松下来。我想讲一句话,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离开的可能性和权利。恰恰这个时候,在这疫情期间,作为一个上海市民,这个时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时候。

上海现在应该形成这样一种氛围。我们这些一直选择坚持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人,不管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还是未来准备在上海工作的人,要去想怎么把它建设得更好一点,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建设。

知识界更当如此。我也借你们这里,在此发一个倡议。

最后,还想借你们媒体,对所有在疫情期间做出贡献的人,说句谢谢。同时,也对所有在疫情期间受到损失的人,真诚地说句对不起,我们没有做好。我说这些,不是因为我是什么特殊的人,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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