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何化解痛点、实现突破？

上海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由来已久。

早在1991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便提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此后，1992年南巡讲话、2000年加入WTO、2009年国务院明确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等一连串事件，一步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向更高层次发展。

如今上海交出了耀眼的成绩单。

金融体系枝繁叶茂。2018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164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股票、债券、期货、黄金等金融市场国际排名显著提升，多个品种交易量位居全球前列。

截至2018年末，上海证券市场股票筹资总额位居全球第二，股票市值和股票交易额分别位居全球第四、第五。

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显著增强。

除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不断汇聚外，各类总部型金融机构接连落户上海。截至2018年底，上海拥有持牌金融机构1605家，较十年前翻了一番。

一手抓开放，近年来证券“沪港通”、黄金国际板、“债券通”等相继启动，银行间债券、外汇、货币等市场加快开放，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跨境等试点顺利推出。

一手抓改革，自贸区成立5年来，共发布了9批111个金融创新案例，跨境人民币业务、投贷联动等方面在全国率先试点，支持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与发展。

历史表明，通往全球卓越地位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巅峰时期，其政府寻求推动日元国际化，并试图让东京与纽约和伦敦一较高下。

然而，海外投资者对日元缺乏兴趣、放松监管面临的阻力以及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最终扼杀了东京方面的野心。

如今，对于上海来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与纽约、伦敦相比，上海的现代金融体系仍显逊色。

第一，金融市场大而不强。

从规模上看，上海股票市场已超过伦敦，但与纽约的差距较大，为5.3倍（2018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保持较快增长，但仍落后于美国，与美国债券存量的差距目前约为3.08倍。

从市场结构上看，股票市场投资者具有典型的散户特征，市场波动较大；债券市场方面，金融债所占比重较高，投资者仍以银行为主，间接金融占较大比例。

第二，金融话语权缺失，国际影响力不足。

金融中心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市场、机构与定价能力。如今的上海，市场有了，机构有了，但还并未真正掌握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有了金融中心之形却未掌握定价权之魂。

同时，与国际市场联动有限。

从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持有者结构来看，尽管今年以来，在全球负利率环境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债市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但截至三季度末，境外投资者在境内人民币债券投资占比仍仅为2.34%，不仅难以望美国项背（美国单国债一项被境外机构持有的比例保持在20%左右），还低于韩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

第三，金融磁场引力不足。

“良禽择木而栖”，对于企业、机构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劣，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中，上海位列第48位，与排名第一、二的纽约、伦敦相差甚远。

人才方面，上海的金融人才仍显不足，2018年上海金融从业人员仅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3%，远低于纽约的10%以及伦敦的25%。

综上，从现代金融体系来看，上海这个后来之辈仍有很大差距，同时也意味着有很大发展空间。

然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经典金融中心在过度金融创新中玩过了头，如今正面临自我清算。

美国极为繁复精巧的金融体系设置，曾经为美国高效配置资本、优化社会资源分配、降低投资风险立下汗马功劳，而事实证明，过度自由最终恰恰葬送了自由。

近30年来，美国政府奉行的小政府、金融资本主义自由化政策，使得华尔街逐步走向“自私和贪婪”，目不暇接的金融创新已经成为华尔街金融高管过度攫取财富的工具，也成为金融资本控制政治和社会的工具。

当金融沿着市场经济的轨迹一路狂奔来到了最高阶段，坠入自娱自乐的魔窟，美国也不得不吞下自酿的苦果。

不仅制造业相对衰落、积重难返，2017年制造业占比已跌至11.6%，只为美国提供了10%左右的就业与GDP；还加剧了社会撕裂，2016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人群，手握全美38.9%的财富，拥有美国一半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

由此来看，在经典模式下，金融中心反而成了风险中心。

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界也未能逃脱危险的“华尔街共识”，醉心于西方经典市场经济理论，在2012年之后，启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自由化、衍生化。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国情又使得整个金融界仍无法抹去政府计划烙印。

如此一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市场与政府的两方拉扯中跌跌撞撞，一边是市场化过度，资管市场乱象四起，各类非法集资借互联网金融之外衣蔓延。

例如，在2016年名噪一时的四大集资诈骗案中，上海便占了两家：“快鹿系”非法集资400亿余元,共造成投资人实际经济损失100亿余元；“中晋系”涉案额高达399亿元，涉及2万5千余名投资者。

一边又是市场化不足，虽说强势政府具备快速聚集经济资源的能力，但市场意义的金融中心是市场自然发育的结果。

正如华尔街萌生于商人聚集在梧桐树下交易、“日升昌”票号成就了古城平遥，金融中心是交易中心与价格发现中心，而非管控中心。

而上海的市场力量仍未充分发挥，例如，以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相对不足，2012-2017年间，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对上海企业的投资金额为447.8亿美元，仅为同期北京的35%。

显然，上海要建设全球金融中心，既不能重蹈美国覆辙，任由金融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狂奔，又不能过于倚重行政权力，固步自封。

更为重要的是，时移世易，科技网络的登台让世界经济进一步全球化、扁平化，传统金融机构“未觉醒”时，以互联网公司领头的金融科技已开始搅乱一池春水。

存：余额宝等一众互联网金融产品成为无数民众的日常经济学常识，最高时规模逼近2万亿元，传统银行严重“失血”；

贷：花呗、借呗、白条、微粒贷等各种网络贷款模式层出不穷，“轻轻一点,马上到款”；

支付：“扫一扫”遍布街头巷尾，2018年，移动支付业务605.31亿笔，金额277.3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1.19%和36.69%。

传统金融已经被颠覆，此时，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条件、方式与路径随之悄然转变。

过去的金融中心是有形的中心，金融机构高楼林立，金融人才比肩接踵，具有明显的羊群效应，正如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背后，离不开高盛、美林、标普等重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

然而，在互联网的攻势下，高度整合的新金融模式和商业生态系统，正在快速抹平传统金融中心的优势。

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思路不啻是个启示——既然传统金融中心的优势已被釜底抽薪，创新不分地域，金融中心也不必包揽天下，落后于传统强手的上海反而有了换道超车的机遇。

然而，科技金融既为上海带来了前所未有之机遇，也对信息时代的国际金融中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传统金融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海科技金融的发展，例如，在杭州的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企业面前，上海稍显逊色。

蚂蚁金服在金融科技全球100榜中连续多次排名第一；金融科技体验排名中，杭州更是摘得桂冠。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力量太大，稍有不慎，便会“露出獠牙”，2018年以来，总部在上海的善林财富、唐小僧、联璧金融和意隆财富等互金平台接连爆雷。

据公安局数据和有关报道，善林财富交易量600多亿元、唐小僧750亿元、意隆财富350亿元，三家合计1700多亿元，再加上未透露数据的联璧金融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平台，规模直逼2000亿元！ 

诸多挑战已经表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一条独特的非典道路。 

如今，中国金融的三大回归已悄然开启：金融回归实体经济、资本回归杠杆本质、快钱回归慢钱，在此背景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非典路径也逐渐清晰起来。

以从银行到基金的“和平演变”模式再造金融业态，如今年3月，浦东五家上市国企联手成立科创投资基金，规模达55亿元，将投资于科创企业、投资标的为科创企业的股权投资基金。

由此，依托“基金+项目+园区”的组织生态，上海将率先走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正途。

有了实体经济作根基，上海更有底气走向全球。

毕竟，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中定下的六大中心（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支付清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来看，加大开放力度、提升上海与国际的联系度是重中之重。

上海既要将触角伸向全世界，更要成为全球金融资源的引力场，以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开放。

在此基础之上，未来上海将打造成金融的超级枢纽，这种枢纽既是有形的枢纽，更是无形的枢纽。

各类数据流、信息流、资金流、创新思想在此碰撞、叠加、辐射，形成具有生命力的金融生态。

如此一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水到渠成了。